Z世代:时代与社会多重规定性的建构

引言    时空规定性下的世代特质

任何一个世代都是特定时空的产物，换言之，任何一个世代都有其时空规定性。所谓时空规定性，是指对一个世代具有最重大形塑作用的时代氛围和社会特征，即使一个世代成为特定世代的历史进程阶段以及政治、经济、社会、文化等背景因素。这两个方面的相互作用或者说时空交织形成的规定性便赋予了一个世代具体的内涵和外延。

如果说任何世代都是处在时代和社会的坐标系当中的世代，一切世代都有其时代和社会的规定性，这是我们所要强调的关于世代的第一个层面的观点。此外还要强调的是，虽然世代有其时空规定性，然而，世代也有其自身能动性。世代既受特定时空所限制，同时又具有一定的超越时空限制的潜能。假如没有自身能动性，一个世代就难以登上时代和社会的舞台，就难以在社会历史进程中留下自己的理想和创造的印迹。因此，上述两种因素的合力便具体地塑造了一个世代。

Z世代（Gen eration Z）这个称谓，即以外文字母代表的世代，是外来词语，国人在借用时，就世代的年代或年龄跨度以及基本特质上，也有着相似的意涵，即指1995—2009年之间出生的人们，其主要特质就是数字化时代的土著。根据全国人口普查数据计算，中国在1995年至2009年之间出生的人口数约为2.62亿人。

如果从总体性特征来描述或概括“Z世代”，它的一个关键点就表现在，这一代人从出生之日起以及在整个成长过程中，无一不受到互联网、即时通信、手机、智能手机、平板电脑等高科技产品的深刻影响。因此，“Z世代”的价值观念、工作方式、生活风格成为时代和社会所发生的最敏锐和最新颖变化的一个缩影。

一、互联网原住民的第一代

1994年互联网在中国落地。在这一年份之后出生的人口属于互联网原住民范畴，而在该年前出生的人口属于互联网移民范畴。在中国当前的时空下，互联网原住民和互联网移民的内涵和外延十分具体和明晰。

说Z世代是互联网原住民的第一代，既指他们的外在规定性，又指他们的内在规定性。Z世代出生与中国互联网落地几乎同时，Z世代成长与中国互联网发展几乎同步。在一定程度上，对于Z世代来说，他们不是接入互联网，而是嵌入互联网，不是在“上网”，而是在“网上”。当互联网成为了Z世代生活世界的一个重要场域和界定他们生活的一种重要内涵时，他们全面地拥抱这个世界，深刻地嵌入这个世界，多维地融入这个世界。

在Z世代与互联网的相互关系和相互作用方面，最受关注的是两个维度的问题：一是互联网对于Z世代的塑造；二是Z世代运用互联网对社会的影响。

最值得探讨的是所谓“虚拟社会化”这一问题。一般而言，虚拟社会化是指在大众传媒尤其是互联网环境中所进行的人的社会化的特质，主要表现为：社会化施教者的虚拟性和不确定性的增强，以及社会化受教者的主动性和选择性的增强，互联网所构建的“第二现实世界”已经使人的社会化发生了范式变迁：人们从与传统意义上的真实社会的互动，变成了与当前意义上的虚拟社会的互动。人的社会化运行机制似乎呈现出两个层面：在原有社会基础上的真实社会化和与传统社会化相对照并存在的虚拟社会化。

对于“虚拟社会化”的内涵，可以这样理解：它具有双重效应：一是真实社会对于网民的影响，即互联网上所呈现的现实生活情况；二是一定程度上互联网呈现的“虚拟”社会对于网民的不切实际的影响，或者说，互联网制造了某种影响网民的社会幻象。

Z世代运用互联网对社会所产生的影响似乎受到了更多的关注。如果说互联网时代的到来已经带来一种新的生存样态，那么，这种样态是对社会生活的一种严峻挑战，正如美国哈佛大学网络社会研究中心所指出的那样，一种最持久性的变化，不是创造出新的商业模式和算法，而是互联网原住民与互联网移民之间的代际鸿沟。代际之间的信息不对称性、媒介素养差距，正是信息通信技术的迅猛更新换代引发代际数字鸿沟的具体表现。互联网原住民与互联网移民之间不可避免地存在与生俱来的数字鸿沟。

互联网成为了丰富而复杂的互动平台：在一个层面上，互联网的快速发展造成了代际数字鸿沟；而在另一层面上，这个产生于互联网时代的代沟现象，又必须借助于互联网作为消除的途径。

二、 数字化场景中新媒体文化的创作者

改革开放以来，作为一种亚文化的青年文化与社会变迁的节律之间始终存在内在关联。大致经历了80年代的愤青文化、90年代的顽主文化、（21世纪）00年代的嘲谑文化、10年代的参与文化这样四个阶段，也是四种形态。当Z世代在历史社会中登场时，他们正好是第四个阶段和第四种形态的新生力量。

Z世代作为新生力量所兴起的新媒体参与文化，与此前三个阶段、三种形态的青年文化之间，不仅在文化产品制作的技术手段和表现形式上，而且在文化产品的传播速度、扩展范围上，都呈现出程度不同甚至性质不同的区别。

十分有趣的是，Z世代的一个关键性特质就是与互联网或数字化的重要联结。在我们社会发展进程的当下阶段，Z世代的自我表达需求的骤增与新媒体的涌现在时间点上正好相遇。于是，Z世代不仅产生了自我表达的内容，而且拥有了自我表达得以实现的平台——多种新媒体、自媒体及其应用。

可见，在2010年前后，Z世代便与主要新媒介全面相遇了……这样，Z世代成为了独特的时代和社会场景中新媒体与青年文化的最早融合者。青年文化正处在由于文化上世俗化和社会中消费主义的燃料而加速变形为流行文化和消费文化的时期，加之得益于技术上新型传媒的鼎力支持而大行其道。于是，Z世代成为了数字化时代新媒体版本流行文化的首批玩家。他们借助或者说一定程度地生活于这些新媒体世界中，制作着、表达着、参与着、娱乐着……

Z世代通过各种新媒体作品对一些社会现象和社会问题表达持续关注和积极发声，最终可能影响和改变对这些社会现象和社会问题的处置方式，同时结合现实层面上的社会实践、公共服务等取向，Z世代的社会关怀、人文关怀等特质也会对社会运行环境和人们日常生活产生不同程度的影响。例如，别有感触地改变着社会大众的某些认知方式、思维方式等。

三、 后物质主义价值观的先行者

中国现代化进程中社会文化和社会心理变迁的总方向是现代性的成长，但是，当下中国社会文化和社会心理变迁具有复合的动力机制并呈现复杂的表现形式。后物质主义价值观在20世纪80年代出生的人们身上开始孕育，在20世纪90年代出生的人们身上逐渐萌发，在21世纪头10年出生的人们身上显著生长。换言之，Z世代是中国社会后物质主义价值观的先行者。

后物质主义价值观在中国青年新生代身上的发生，是多元现代性或复合时空背景下社会文化变迁和社会心理变迁的一个独特表现方面，既涉及本土的或内在的生成机制的作用，又涉及非本土的或外在的他塑机制的作用。

当中国社会进入现代化起飞阶段，从一个匮乏型社会向一个富裕型社会迈进，社会成员的主导性需求结构层次呈现出逐渐提高的趋势，而在心理层面上则正在发生一种急剧而深刻的变化，即从更主要追求物质保障或经济安全转变到更主要追求自我表达和主观幸福，从而引起价值优先性及其取向上的重大变化，这种变化在上述环境中出生和成长的中国青年世代身上最先表现出来并越来越向其他世代播散开来。至今，在Z世代身上呈现得最突出。

基于一些调查结果我们将Z世代的后物质主义价值观表现概括为以下方面：在社会维度上的主要特征有，强烈的社会参与动机；对公益事业的热心；有公共服务意识；对不同价值观的宽容；有自觉的环保意识。在个体维度上的主要特征有，强调个性的价值；珍爱生命的意识；开放、透明的心态；直率的情感表露方式；广泛的非功利的兴趣爱好；积极的休闲态度；不愿扭曲个性，厌恶形式主义。

四、多重风险与压力的直面者

德国社会学家贝克用他创造的概念“风险社会”来表达当今时代潜在着危险和不确定性这一重要特征。在他看来，风险所引发的危机或灾难常常不再局限于发生地，而可能产生更大范围甚至全球性的破坏。由于风险发生的时空界限发生了变化，乃至无法加以确定，所以对于风险无法进行测算。风险的严重性常常超出了事前预测的程度和事后处置的能力。总之，由于人类实践活动及其效应所导致的风险占据了主导地位，于是，在这样的社会里，各种风险对人类的生存和发展构成了严重的威胁。

风险的源头，既有来自自然方面的原因，也有来自社会方面的原因，而且进入当代以来，社会方面的原因显得更加突出。当然，在很多情况下，综合性的原因似乎更重要，所导致的风险也是复合型的。一般而言，在具体层面上，社会风险主要就是指由于突发性的局部事件可能引发更大范围的社会危机或社会灾难。这种范围可能涉及整个国家甚至全世界。

对于Z世代来说，首个最重大的突发性事件可以提到2003年的SARS暴发。在某种意义上，这也是当代中国社会发生的颇具风险社会特征的事件。于2002年年底出现的被称作“SARS”（俗称传染性非典型肺炎，又称非典型肺炎，简称“非典”）的“严重急性呼吸道综合症”，在持续扩散近九个月时间内，导致全球患病人数8422例，死亡人数919例。其中中国内地累计确诊病例5327例，死亡349例（治愈出院4959例）。

2019年，Z世代最早（1995年）出生的人口已经24岁，最后（2009年）出生的人已经10岁。新冠肺炎疫情，或者说，这一重大风险事件跨越了三年时间，对于正处在价值观、性格成型时期的Z世代来说，必将对他们的一生形成全方位的重大影响，这种影响的痕迹将表露在他们未来的价值观念、社会性格和行为方式上。

新冠肺炎疫情发生以来，国际形势的某些危机对于全球化进程的负面影响及其所带来的一系列社会经济上的连锁反应已经形成消极效应，最为明显的是经济呈现低迷状态，这将会进一步导致就业方面的严峻势态。

某种意义上可以说，在全球化背景下，Z世代是真正意义上的风险社会中成长的一代。同时应该看到，置身在这种时代和社会情境中的Z世代的人们身上，风险素质也得以相应地生长，包括面对风险的心理和处理风险的能力。在抗击新冠肺炎疫情的战斗中，Z世代已经成为一支充满活力的主力军，展示出他们的防预专业知识、公共服务意识、助人自助能力。在风险社会情境中，Z世代的综合素质得到了更加全面的提升。

五、 迈向民族复兴的强国世代主力军

在20世纪中叶（新中国成立）到21世纪中叶（中国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这样一个世纪时间范围内，中国社会几个重大发展阶段与几代人代际接替进程的关系中，在“站起来”阶段：第一代人所扮演的时代角色及其所具有的历史地位是立国世代；在“富起来”阶段：第二代人、第三代人、第四代人所扮演的时代角色及其所具有的历史地位是富国世代；在“强起来”阶段：第三代人、第四代人、第五代人、第六代人（21世纪的“00后”“10后”“20后”）所扮演的时代角色及其所具有的历史地位是强国世代。

Z世代作为第六代人的重要组成部分，在未来中国实现现代化目标和民族复兴大业的进程中所将扮演的历史性角色是强国世代中的一支主力军。

从纵向角度看，Z世代涉及“第五代人”和“第六代人”。“第五代人”，大体上包括了日常所说的“80后”“90后”这样两个“年代世代”或“十年世代”。Z世代具体涉及“95后”。“第六代人”，大体上包括了“00后”（2000—2009年出生的人）、“10后”（2010—2019年出生的人）这样两个“年代世代”或“十年世代”。

如果从传统、现代和后现代这三个时空维度的文化和人格特征来分析，以社会世代和“年代世代”来看，“60后”有着较浓厚的传统特质和开始生长的现代特质；“70后”带有一定程度的传统特质和更多的现代特质；最明显的转折发生在“80后”身上。“80后”身上在保存一定程度的传统特质的同时，现代新质已经充分地表现出来；“90后”则开始发生了某种更明显的变化，传统特质更少、现代特质更多，并且具有了一定程度的后现代特质；“00后”在国家“富起来”阶段的环境中出生并且在国家“强起来”的最初阶段的环境中成长，优秀传统特质依然保留着，但现代特质日趋强盛，而后现代特质开始生长；“10后”在“富起来”阶段的更新环境中出生，并且在“强起来”阶段的更新时期中成长，他们身上保存着优秀传统特质，但现代特质日趋强盛，而后现代特质逐渐明显。

可以说，在Z世代身上，优秀传统特质依然持存，现代特质日益强盛，而后现代特质开始生长。这里所说的特质，包括了价值观念、人格特征和行为方式等要素。

从2020年算起的未来30年，成为了中国现代化进程达成目标的决胜时期或冲刺阶段。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100年——2049年时，中国将实现建成富强民主文明和谐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目标。换言之，在鸦片战争爆发两个世纪之后，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历史性愿景将要实现。

Z世代在中国社会代际接替进程中将于2050年中期以后开始逐渐退出职场，到2070年以后完全退出职场，开启新的生活模式。他们被时代和社会赋予的一个最重要的历史性角色是强国世代的一支主力军，另一更具体层面上也可以表述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重要冲刺者。

结语：以开放心态面向复杂时空中的Z世代

Z世代正处和将处的时代和社会情境更加复杂，或者说，Z世代带有更加复杂的时代和社会规定性。而这种特征将表现出一定的不确定性和不完全可知性，因此，需要以更具开放性的心态来面对。正如人们如果继续用英文字母来表征接下来的世代，那么，在Z世代之后应该用哪个字母，则成为一件未知的事情。而这未免不是一种值得期待和饶有趣味的事情。

如果说Z世代有比此前世代更具独特性的特质，那么无疑在于：数字时代或互联网时代的数字文化反哺者，超越物质主义文化局限性的社会文化的创新者，反向社会化或社会青年化的重要力量，他们从新科技产品运用和社会价值观更新这两个重要层面促进着社会变迁和社会更新。

任何世代都有其自身的优势与特色，也会存在难免的劣势与通病，而且这两个方面的因素有时又是辩证统一体的两面。Z世代可能面临的最严重问题在于：技术的极大进步所带来的人的主体性弱化，工具理性扩展所带来的人文精神的损毁，消费社会所带来的文化的平面化，娱乐文化风靡所带来的瞬息化，等等。

Z世代在未来发展进程中所要面对的社会问题和自身问题将会更复杂。虽然由于生命原理的作用，Z世代基于新陈代谢规律也会绽放出自身的潜在光芒而在世代更替进程中获得具有一定历史新高度的社会地位，然而，面临前所未有的时代和社会复杂性，生命原理是有限的，Z世代若要希望预先或前瞻式地防范或避免前行之路上的外在风险和自身问题，则应该以自觉的理论来武装，需要靠先进的社会理论来构建未来取向的价值观。尽管此前对于Z世代似乎没有出现社会舆论上的质疑。然而，自觉以优越表现进行自我确证仍是一个合格世代的一种必须的修行。更何况Z世代正身处中国现代化历史进程的关键期！

【作者单位：中国社会科学院大学社会与民族学院】

（摘自《中国青年研究》2022年第8期，原文约15000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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